一些对西方文明不太了解的人以为代表理性与科学的古希腊文明与代表信仰与宗教的基督教文明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其实它们在西方历史上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关系，它们将原本处于分裂与冲突中的西方族群文明粘合成为一个整体性文明，共同为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基督教文明中具有古希腊文明的因子，这也是基督教与犹太教等其他宗教能够真正区别开来的一个因素。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如果没有得到基督教文明的传承与弘扬，古希腊文明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甚至会有湮灭的危险。那么，这将连同整个西方文明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抑或根本就不会出现当今世界上的西方文明模式。

四世纪以后，西罗马帝国被包括匈奴在内的蛮族以及众多日耳曼部落不断侵扰，最终灭亡，西欧进入了中世纪时代。日耳曼国王控制着西欧国家的政权，但精神文化生活的领导权却属于基督教会。正是这样一个时期，成了西欧新文明的形成时期，基督教会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国家政权，独立发展，造成了西欧社会政教分立的二元化结构。这样，日耳曼蛮族的传统与教会修道院代表的罗马一基督教文化，处于一种既斗争又合作的历史过程中。这是一个僧侣和骑士的时代，西方人在这一千年里建立了一个新的文明结构，而真实的古希腊文明在西欧的传承几乎完全被湮灭了，只保存在修道院里和一些图书馆里。

大约占据整个西方哲学史一半的中世纪哲学对于传承、弘扬古希腊文明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中世纪哲学是两种影响的混合物，即基督教理论和希腊哲学遗产。西方哲学史家这样写道：“在基督教时代的早期世纪中，绝大部分希腊哲学只是间接地影响着西方世界，至少直至12世纪仍是如此。拉丁人已不再可能得到希腊原文文献，因为即便他们有机会接触复制的手稿，也几乎无人有能力阅读。希腊人的知识在西方世界迅速沦落，到6世纪已极为罕见。中世纪所拥有的柏拉图著作，只是《蒂迈欧篇》的一部分（至53C），而且是查尔西迪尤斯（Chalcidius，3世纪后期或4世纪早期）的拉丁译本。其他少数著作也被译为拉丁文，但流传不广。直到马西留·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翻译了柏拉图的著作，对拉丁人来说，完整的柏拉图才得一见。至于普罗提诺，情况就更糟了。他的著作几乎完全不为人知。马尤斯·维克托里努斯（Marius Victorinus）在4世纪翻译了《九章集》的一些内容，但即便如此，其译文也很快失传。亚里斯多德的命运好一些。他的绝大部分逻辑学著作都被波爱修大约在5世纪和6世纪之交译为拉丁文，但只有《范畴篇》和《解释篇》在12世纪中期和13世纪中期之间，差不多所有保存下来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都被译为拉丁文，而且容易得到。对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标志着中世纪哲学的分水岭。较次要作家著作的一些译文时或出现，但除亚里士多德之外，希腊哲学的主要文本绝大部分在中世纪是难以得到的。然而，中世纪的人想方设法获得了相当数量的的希腊哲学的二手知识，至少是其中的某些方面。一部分是从拉丁异教作家那里了解的，这些作家包括西塞罗和塞内卡，他们确实读过希腊原著，并把关于以往哲学家大量信息传给后人。还有一部分是从拉丁‘教父’那里了解的，包括安布罗斯和波爱修，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详细讨论过希腊人的理论。”

古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看上去如此不同，它们为何却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彼此之间像是天衣无缝的“复合”呢？

为了更为精确地说明古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相互影响的“复合”关系，本文凡涉及西方哲学史的史料部分，均采用《哲学史思路——穿越两千年的欧洲思想史》（[德]马丁·摩根史特恩  罗伯特·齐默尔著）

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之间具有同质化的元素存在，这是古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能够产生“复合”效应的基础。从前3世纪以来，在古希腊文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希腊文化在整个地中海地区传播。在传播的同时，希腊文化也接纳了东方文化的许多元素。许多宗教学说和宗教崇拜都传入罗马。在这个时期，宗教的基本思想同样也适用于哲学，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形而上学，成为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形而上学致力于解决上帝的问题，致力于寻找蕴藏在万物之中的神圣意义，以及世界存在的神圣基础。在这种宗教的氛围中，古代晚期“非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和中世纪初期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两者都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并且相互影响。这种明显带有宗教倾向的哲学核心是“上帝的问题”和“拯救的问题”，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柏拉图本人也发展出一套神秘主义和“宗教拯救”为核心内容的“理念”学说，这样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把哲学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形式。在古代晚期的非基督教形而上学中，古典希腊的哲学概念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古代晚期和中世纪初期犹太人和基督教的哲学则不同，它们力求用理性的哲学思想来回答宗教的问题。

古希腊哲学对基督教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古希腊斯多各学派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智能学说和幸福学说，认为没有不依靠物质而存在的“真实的世界”，他们把物质的运动归因为一种“理性的力”，这种力量被称为“逻各斯”（即“世界理性”）。在物质中存在“神圣的力量”或理性，人的灵魂与神圣的“世界理性”有紧密的联系。在《新约全书》成为基督教的权威学说之前，犹太人哲学家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前25—50）尝试将《旧约全书》与希腊哲学统一起来。在柏拉图思想的启发下，他找到了一个答案。柏拉图认为，人都有“性恶”的倾向，因此，要想得到“拯救”，必须依靠“超自然的力量”的帮助。斐洛在“逻各斯”中寻找这种帮助，他把“逻各斯”理解成柏拉图的“理念”，同时也是上帝和人类之间沟通的桥梁。对他来说，上帝是一种“纯粹的存在”，不具任何人的特点，也无法被认知；而“逻各斯”是上帝最初的表现形式，或者上帝最初创造的东西。经由“逻各斯”学说，斐洛对早期基督教理论和被称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古代晚期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理论逐渐融合，哲学沦为“神学的奴仆”。“逻各斯”学说对《新约全书》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保罗（Apostle Paul，10—64）的著作和书信中得到明确的体现。保罗创建了“原罪说”，认为所有的人都有“性恶”的倾向。保罗的学说认为，尽管上帝通过耶稣已经为人类指明了拯救的道路，但是，人类要想获得拯救，还必须得到上帝的宽宥。他把“逻各斯”学说发展成“上帝化身为人”的学说，认为耶稣是上帝的化身。100年左右产生的《约翰福音》是《圣经》中的重要篇章，这部著作明显受到斐洛学说的影响。书中写道：最早出现的是“逻各斯”（由上帝创造），“逻各斯”创造了万物，接着，“逻各斯”化身为人。作为一个人的耶稣已经无关紧要了，他成为上帝的儿子、神圣的“逻各斯”和万物的创造者。和基督教哲学一样，新柏拉图主义也认为，只有在“彼岸”才能找到上帝和万物存在的意义。该派别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普罗提诺（Plotinus，204—270）认为，万物起源于绝对统一的“一”，它是完美无暇的，由于神圣的“一”充裕了，水满则溢，世界正是从神圣的“一”中溢出来，这就是所谓宇宙产生的“流出说”。“一”溢出后，形成了一个多层级的现实世界，不同级别的世界具有不同的完美程度。“一”处于顶端，接下来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分别是精神、灵魂和物质。越是不完美的东西，距离“一”就越远。在斐洛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下，亚历山大的基督教长老阿乌（Arius）把基督看成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的使者，基督是从属于上帝的。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宗教大会上（385年），上帝和基督的本质被确定为“神圣的精神”，上帝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学说也被写入教义。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把“教父学”（基督教教父的哲学）推上了顶点。他认为在世俗的生活中不存在真正而持久的幸福。在肉体消亡以后，经由上帝的赦免，灵魂得到拯救，并进入极乐世界（“天堂”），只有在这个时候，真正的幸福才可能出现。奥古斯丁把这种只有在天堂才能得到的幸福，想象成一种“得到上帝之爱的幸福”。他把对上帝的体验看成是精神中的幻景，这种观点首先对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思潮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关于拯救和一切由上帝预先注定的学说，在路德（Luther）和卡尔文（Calvin）倡导的宗教改革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经院哲学时期，理性主义走上了自我解放之路。在中世纪早期的哲学中，理性的能力被贬低，人们更关注神秘主义知识，而在经院哲学中，理性的地位得到提升。尽管哲学还是被看成是“神学的奴仆”，但经院哲学时期还是出现了广泛的理性分析和思想体系，人们希望通过它们，让信仰成为可以被大众理解和接受的真理。有多少真理和哪些真理能够被证明，这是经院哲学讨论的主要问题。经院哲学致力于在“人类通过经验体验到的世界”和“上帝真实的世界”之间，建立一座“理性之桥”。这就涉及两个重要的问题：对上帝存在和灵魂不灭进行理性的证明。从13世纪中期开始，经院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称之为“经典经院哲学”。在这段时期，亚里士多德成为哲学的权威，其哲学思想对“经典经院哲学”最著名的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产生了重要影响。托马斯建立了一套全面的基督教哲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基督教信仰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结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信仰与理性的和谐。对托马斯来说，“自然的理性”和“得到上帝启示产生的信仰”，是自己神学思想的两个来源。“自然的真理”可以通过理性来得到证明，“上帝的存在”、“灵魂不灭”以及“世界的有限性”对他来说，都是“自然的真理”。大部分“自然的真理”，托马斯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都已经找到了。“超自然的真理”是那些通过“上帝的启示”而得到的真理，以“三位一体”和“上帝化身为人”为代表的基督教神秘主义思想，就属于“信仰的真理”。这种“信仰的真理”与理性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它不是反理性的真理，而是超越理性的真理。托马斯从五个方面对上帝的存在进行了证明。他认为，上帝是“完美的化身”，至少有一部分“上帝的本质”可以通过理性来认识。不过，因为他思想的出发点是：在上帝与他创造的万物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人类不能把自己通过有限的事物而得到的概念，直接用在上帝身上。因此，当人们谈论上帝的“仁慈”和“智能”的时候，仅仅是人类把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与上帝进行模拟而得到的概念，而真正的“上帝的仁慈和智能”是超越人类的理解能力的。在经院哲学中，信仰的优势仍然不可动摇，但是，在任何一种哲学中，理性的论证都不可能被彻底地放弃。所以，在“以神圣的启示为基础的信仰”和“以认识自然为基础的理性”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紧张关系。在后经院哲学阶段，这种紧张关系日益明显，最后导致理性和信仰的分道扬镳。有人把理性和信仰称为“双重真理”——根据不同的立场，哲学和神学分别发展出两种相互独立、“同样正确”的学说，这种相对独立性也为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做好了准备，那种把理性仅仅理解为“通向信仰的桥梁”的观点也就自然寿终正寝了。

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东罗马帝国仍然继续在巴尔干半岛周边的广袤土地上挺立了一千年，直到十五世纪中期被奥斯曼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长期说希腊语，传承希腊文化。他们的贵族和僧侣保存了大量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典籍，这些贵族在被奥斯曼帝国侵略灭国的时候集体向西欧迁移，带去了大量保存完好的典籍，传播了古希腊罗马文化，这让西欧极为震动，从而让更多的人开始更加深入地发掘古希腊罗马文化，这在客观上成为西欧文艺复兴的催化剂。

古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从不同的思维方向走向“复合”，到1500年后彻底走上分立的道路，从而使西方文明实现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回望西方文明史，古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这个长达一千余年的“复合”史，本身就是哲学与宗教各取所需的历史过程。

显然，古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对于西方文明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从哲学领域来说，古希腊文明最初只对少数社会精英产生影响，它代表着理性与智慧文明，能在更多的方面对西方人的智商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但当罗马被匈奴人、日耳曼人征服后，传播古希腊文明的上层建筑遭到破坏，哲学的沦落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而在这个特殊时代——被人们广泛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只有基督教文明能够对民众社会产生普世化影响，它代表着伦理与信仰文明，能在更多方面对西方人的情商与灵商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并不能说古希腊文明只是影响了西方人的智商领域——哲学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显然是全方面的，而不是局限于某一方面，只是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哲学以“神学的奴仆”这一特殊身份的存在，在保存、传承古希腊文明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