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是如何实现结构性突变的？

发布时间:2011-12-12 浏览:

文明的“纯粹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提炼文明纯度的过程。这就如同从矿石中冶炼出钢铁的工艺流程。铁矿石与钢铁在使用功能上具有本质的区别，它们简直就像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西方文明史诗般的历史进程正像是一个从矿石到精钢的突变。

人类各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具有结构性特征，其中最为核心的结构包括神话、宗教、理性、政治等，它们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神话、宗教、理性都属于人类的精神文明领域，它体现出人类思维的成熟度，即围绕“天人关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层次。人类最初创造的文明是神话和巫术，接着产生了有着固定信仰模式的宗教，宗教又孕育了理性思维。政治是涉及社会各类资源的分配的核心权力，具有一定的强制力，它在任何时候都是极其重要的。文明的核心结构是相对于它们对于社会意识的影响程度而言的。它们就像大脑的中枢神经一样控制着整个文明社会及其历史的演变。这种工作通常不是少数几个人的所作所为就能完成的，它是一个超级复杂的历史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把一个民族的历史理解为一个个体人的历史似乎更形象一些，一个民族在精神领域发生的变化似乎更像是一个个体人一生中发生变化的过程一样，只不过包涵无数人的族群文明比一个个体更难以发生变化而已。

人类每个族群所创造的文明都存在着结构性变化的历史过程，通过对于这些结构组成与变化的轨迹可以寻觅不同文明发生差异的历史进程。

这个过程总体上都是从神话巫术、宗教信仰向更高阶段的理性思维方向发展的。这就如同一个人从懵懵懂懂的童年时代、少年时代向逐渐成熟的青年时代、中年时代转变的过程。然而，并不是每个民族的文明都能实现无止境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世界上最主要的几大文明，如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就不再发生结构性突变，从而保持稳定不变的文明模式。中华文明到了秦朝大一统之后，一直到清代，在精神文明领域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仿佛只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内循环。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中维持、回归传统的力量过于强大，这些文明仅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结构性突变的。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冲击，即使再过一千年，以上三大文明都难以发生本质上的改变。

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只有西方文明能够不断发生结构性突变，从而引领人类走上更高阶段的文明，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推动西方文明不断向上发展的内在动力究竟从何而来？

在人类主要文明模式的对比中，我们发现了文明结构的完整性与纯粹性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也就是说，在西方文明的每个阶段，都能最大限度地汲取了各阶段的文明营养。这就像一个人的发展史，童年、少年、青年、中年时代都得到了最好的适合各自发展阶段的培养，最终长大成人。西方人在其近三千年历史上，经历相对完整、纯粹的神话时代、宗教时代、理性时代、政治时代。而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中，神话、宗教、理性、政治杂糅在一起，各自缺乏独立性，无论是神话、宗教、理性、政治都不能从抱成一团的整体性文明中独立发展自身，这样就造成了文明结构中的“乱象”——神话不是纯粹的神话，宗教不是纯粹的宗教，理性也不是纯粹的理性，政治也不是纯粹的政治。它们互相纠缠在一起，彼此制约着，就像沉入水底抱成一团的溺水者，谁也不能从中逃脱出来。马克思曾认为中国文明是一个早熟的婴儿，其发育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超前特征，而希腊文明则是一个发育正常的婴儿，正是从这一点上来说的。

西方文明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分别受到了神话文明、宗教文明、理性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哺育，在螺旋式上升过程中不断实现文明的整体性突变。这就是西方文明为什么能够呈现出清晰的历史阶段性特征的根本原因。

神话时代。西方文明受到了古希腊神话的巨大影响，古希腊文明本身受到神话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以至于希腊其他文化都产生在神话的基础之上。古希腊神话是原始氏族社会的精神产物，大约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以前。它在希腊民众长期口口相传的基础上形成基本规模，后在荷马等人的作品中得到充分反映。希腊神话是一个广阔浩繁的系统，支脉派系庞杂，传说故事众多，并不完全一致。但它具有明显的家族色彩，包孕着一条血缘的纽带，存在一个基本脉络，大体可分为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大部分。希腊神话中的神祗像人一样，有情欲，有善恶，有计谋，互有血缘关系，都是人格化了的形象。但神和人的区别也很明显：长生不老，可随意变形，各具特殊本领和巨大威力，其好恶态度对下界人类的生杀祸福起着决定作用。其中地位最显赫的神是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十二个主神。英雄传说中的英雄都是神和人所生的后代，是半神半人的，具有过人的才能和非凡的毅力。希腊神话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形成的，神的性格和职责以及故事情节都有发展变化。可以说古希腊神话是整个西方文化的源头，后世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曾从古老的神话中汲取养分。

宗教时代。公元一世纪产生的基督教对西方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基督教教会在中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神学成为西方文明中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虽然箝制了科学文化的发展，但它所宣扬的全民性与平等性、公义性与规范性塑造了西方人的普世价值观。在一千年漫长岁月的“打磨”下，西方人不仅被“粘合”为一个整体，而且拥有了健全的人格形象。特别是它把古希腊理性主义文明蕴含其中，为后世理性时代的到来埋下了发芽的种子。

理性时代。经过13世纪末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和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西方人迎来了理性与科学的大发展。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科学技术得到极大发展，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得以发生，西方社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政治时代。理性与科学的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最终推动政治革命的发生。从17世纪英国革命的发生标志着政治革命的开始，随后在美国和法国相继发生革命，19世纪影响到了整个欧洲，20世纪席卷了整个世界。

西方文明的螺旋式进步，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每个时代都与它以前的时代有所不同。人们能够从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看得见文明进步的痕迹。人类通过西方文明进步的台阶最终走向了现代社会。当西方人进入理性时代时，黑格尔充满深情地提到了“时代精神”这一反映西方文明发展史再贴切不过的词汇。“时代精神是一个贯穿着所有各个文化部门的特定的本质或性格，它表现它自身在政治里面以及别的活动里面，把这些方面作为它的不同的成分。它是一个客观状态，这状态的一切部分都结合在它里面，而它的不同的方面无论表面看起来是如何地具有多样性和偶然性，并且是如何地互相矛盾，但基本上它决没有包含着任何不一致的成分在内。这个特定的阶段是由一个先行的阶段产生出来的。”

西方文明发展史上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是建立在文明核心结构的完整性与纯粹性基础上的。神话、宗教、理性、政治在各个不同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且它们并不是一个取代了另一个，而是相得益彰地保持每个结构的优势与功能。每个独立而又健全的文明结构，在西方文明这部大机器中共同发挥它们各自的作用，组成了有机统一的整体。

这种情形与人类其他文明形式完全不一样。中华文明中政治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神话、宗教、理性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皇权大一统下的专制主义等级制度成为中国式最为根本的政治制度。印度文明中的种姓制度、伊斯兰文明的政教合一制度都使得宗教信仰在其整个文明中占据统治地位，文明失去了发生突变的可能。直到今天，这些文明结构形式仍然没有发生彻底的改变，它们作为年复一年数以千年来计算的“传统”仍然在影响着现代人的社会生活。

文明的“纯粹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提炼文明纯度的过程。这就如同从矿石中冶炼出钢铁的工艺流程。铁矿石与钢铁在使用功能上具有本质的区别，它们简直就像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西方文明史诗般的历史进程正像是一个从矿石到精钢的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