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丁列明和他的抗癌药凯美纳在中国闯关时，一个叫作百华协会(The BayHelix Group)的民间组织正在壮大起来。
　　2001年，美国加州硅谷圣何塞市的一家啤酒馆里，14个与生物医药相关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给即将去东海岸辉瑞公司工作的杨青送行。这个送别的晚上，百华协会诞生了。
　　此前，杨青曾在硅谷一家公司工作，看到了eBay的兴起：它建立了个人用户的诚信度反馈机制，为陌生人之间进行网上交易铺平了道路。杨青由此感到信任所创造的巨大价值。同时，他读到了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福山把诚信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指出在中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培养信任度很难，需要很长时间。
　　杨青的想法是，如果能在有志于生物医药工业发展的华人朋友、同行间建立一个会员制的社区，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开始互相帮助，培养彼此的信任度，那么多年之后会员们职业持续发展、需要在生意上作更大的决定时，他们就可以借助在百华所积累的人脉和彼此的直接或间接的信任，拥有更多的资源。如果会员之间合作，也会因此对对方有更多了解。
　　在美国，这样的民间协会并不新鲜。这14个人里，余国良1995年即创办过一个协会。在这些华人生物医药协会中，最知名的是SAPA。SAPA总部和各地SAPA广开大门，欢迎华人科学家的加入。杨青到达了东海岸。这里大药厂密集，活跃着很多华人科学家，SAPA总部也在这里。杨青很快认识了苏慰国、张丹等人，并邀请他们加入百华。作为百华的联合创始人，他肩负着壮大组织的责任。留在加州的百华联合创始人王健使命相同，当喝啤酒的队伍日益壮大后，王健抛出了一个话题：中国很热，生物产业很热，但中国生物产业很冷。那一年，美国资本市场上还没有一家中国生物医药公司，浙江贝达创始人丁列明正在决定是否回国。
　　王健成为百华协会第一、二任会长，这个组织也确立了它的宗旨：促进中美亚太地区生命科技和医药健康产业的成长壮大，不断酝酿创造商机，提供、培养业界领导人才。
　　听起来，这很遥远。发起的14个人虽与生物相关，但他们的事业才刚起步。杨青是大药厂的小兵，王健是风投业的小兵，陈一友是小药厂的小兵，只有年纪稍长的余国良是一家小生物公司的副总裁。
　　他们成立了一个由三位会员组成的会员资格委员会，负责审查和批准新会员的申请。根据章程规定，新会员加入百华需经过两名老会员的推荐，并且需要得到三位评审委员的一致同意。这与SAPA等广开大门的做法不同，百华的精英气质因此更浓。
　　11年过后，如杨青和王健当年所想，这群年轻人有了更好的发展。杨青成为阿斯利康亚洲及新兴市场研发总裁；陈一友是中美冠科联合创始人；王健是奥博资本（原名沃脉德亚洲）的联合创始人和资深董事总经理；张丹是方恩医药创始人；余国良以1.7亿美元出售了他创办的第一家公司。
　　现在，这个组织大约有500多名成员，其中300多名为活跃会员。他们几乎都有双语背景，将近八成拥有生命科学领域的博士学位，将近四成拥有美国名校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就职业而言，大约1/3会员是大药厂的研发管理者，在中国，包括GSK、罗氏、拜耳、阿斯利康等国际公司。另有1/3会员是生物医药创业者，包括国内知名的CRO上市公司负责人；其余则是知名创投机构、律所的合伙人、创始人。在与中国生物医疗相关的国际会议上，演讲嘉宾多是百华会员。
　　百华协会现在的门槛有增无减：如果你是在一家风投机构，只有达到合伙人级别才有资格申请。
　　亦如当初所想，近一半的百华会员来到了中国。他们会与中国的新药研发产生什么关系？
　　2005年，上海一家会所里，百华协会第一次中国聚会，牵头人是金克文、李革等人。金克文是个老海归，服务过大公司、创过业，已经不习惯那种学生式的啤酒馆聚会。李革，药明康德创始人，开创了国内CRO产业，为大药厂提供研发外包服务。
　　那一年，也是陈一友做新药公司最艰难的时刻。2005年前，除了丁列明这样少数的幸运者，丁列明的大部分同行都被迫转型或成为先烈。2006年，陈一友转向CRO产业。
　　2008年，百华协会第一次中国年会在苏州生物纳米产业园（bioBay）召开，几十个人围绕着CRO产业发展前景讨论到深夜，并发表了一份白皮书。那时的CRO是国内生物医药产业的热点，药明康德已在纽交所上市，尚华医药正筹备上市，中美冠科、泰格等CRO公司顺利融资。这个产业的成长为今天新药研发公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如果把一家新药研发公司想象成一家餐馆，2003年时，丁列明需要自己养猪、自己种菜、自己装修厨房。现在，丁列明只需要知道如何炒菜，养猪、种菜等事情交给合适的服务商就可以了。“现在临床前不用再花那么多时间了。”丁列明说。贝达现有药物研发多已采用外包形式。在CRO公司名单上，都是国外客户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
　　如果你是一个出色的厨师，在菜还没炒出来卖给顾客时，已经有更大的餐馆想购买你的菜谱了，你不一定需要自己装修店面招揽顾客。大药厂的到来，为“卖菜谱”提供了一种可能。2011年，和黄药业研发的一款即将开始一期临床的药物，受到阿斯利康青睐。后者以2000万美元的首付款购买其海外权益及分担研发费用，如果该药最终上市成功，阿斯利康还将向和黄支付1.2亿美金。
　　CRO、小公司、大公司、仪器设备提供商等，一个新药产业的生态圈逐渐搭建起来。
　　资本圈也随之变暖。丁列明2007年开始找钱时，美国礼来制药的礼来亚洲风险基金刚刚成立；2008年，丁列明找钱最艰难的时候，王健所在的沃脉德资本刚募集了第一个泛亚洲专注于医疗和生命科学领域的风险投资基金。现在，百华协会中成功的创业者也加入了新药投资人的行列，比如余国良，已是7家医药公司的天使投资人，李革也成立了药明康德基金。
　　黄瑞晋，KPCB（凯鹏华盈）管理合伙人，2007年决定回中国开展事业。他加入了百华，这是他眼中进入中国生物医药圈最便捷的一座桥。他曾经投资李革，却错过了丁列明，这让他很惋惜。今年六一儿童节，KPCB主办了百华聚会，黄瑞晋又见到了几家很不错的新药公司——百华协会的创业者会员是其潜在的投资对象。一个会员坐在另一个会员的董事会上，一个会员是另一个会员的买家，这样的事在百华很常见。
　　“中国生物医药工业的发展，不仅是一个理念的变化，也离不开人的成熟，人才、技术、产品、资本等工业要素都聚合到一起才会往前发展。我们为这些要素聚在一起起到了良性作用。”王健说。
　　新药公司的数量，正在快速增长。以苏州生物纳米产业园为例，成立仅五年多时间，已有275家公司，其中60多家从事新药研发。这些创业者中，80%以上是海归。20世纪90年代活跃的几任SAPA会长也都陆续回来做药。“百华会员中，最出名的是做CRO的，最多的是研发新药的。”百华协会现任会长张志民说。
　　和丁列明时代不一样的是，他们不再是毫无经验的行业新兵，而是在大药厂里工作多年，曾主导过多个研发项目。比如加入和黄的苏慰国曾在辉瑞中央研究院工作16年，创办华医药的陈力曾是罗氏中国研发中心首席科学官。
　　“这批人创业、做投资，都有很强的专业背景，正好跟国家的需求相结合。”张志民说。
　　生物科技是中国七大新兴战略产业之一，从中央财政到地方财政都会予以大力支持。“十一五”期间，中央政府已为新药研发投入66亿元，坊间传闻“十二五”还将再投入120亿元乃至更多。
　　看起来，这是很好的机会。
　　“国家放了很多钱支持新药研发，但缺乏专业判断力，所以有些钱就投到了一些不是特别适合的地方。”一位业界人士评论道。在丁列明看来，政府也在探索，探索过程中的确在付出一些学费。
　　凯美纳研发成功后，丁列明成为“千人计划”里的重大新药创制组组长。他刚跟着“‘十一五’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工桑国卫院士验收了各地重大新药创制平台，在这些大平台里，他看到了价值800万美金的仪器。
　　“首先得利的是卖仪器的公司。” 丁列明说。在他刚走过的一个生物医药园，有着精良的硬件，但在项目引进、组织和推进上面临巨大困难，他为这个装备精良的平台没能发挥出相应的价值感到可惜。
　　“大部分钱用来搭影棚，真正留给拍戏的很少。”金克文说。
　　政府在寻求解决之道，而百华协会也在积极为中国政府官员了解国外新药研发情况搭建桥梁。
　　2006年，张丹接受中国驻美大使馆委托，接待由科技部和天津市组成的代表团。当时天津滨海新区亟待开发，国家提出以高新技术为主，生物医药是其方向之一。接到请求的张丹组织了四五十位在生物医药产业中颇有影响的华人，为中国官员介绍美国生物医药产业情况。他们的很多提议被采纳，张丹也在天津市政府的召唤下决定回国创业。今年4月，张志民回国，之前两个月，他刚在美国接待了中国科技部官员，介绍他们访问美国研发型生物医药公司。
　　百华内部设立了一个小的部门负责与药监局对接，张丹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大概从三年前开始，百华协会跟药监局每年有一次对话，将新药研发公司共同遭遇的难题汇总反映给药监局。两年半前，百华协会接受中组部的邀请开始参与“千人计划”的评审，10位以上会员担任过评委。百华参与科技部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参与药监局国家药审中心《国外参考指导原则》技术指南的校核……
　　这些都是义务工作。上千页的指南的校核，需要大量时间，而无论是大药厂的研发负责人、风投合伙人还是创业者，他们的日程并不清闲。超过10名会员为此花费了半年多时间，现在，该指南已接近收尾。一位参与校核的科学家说，这一指南既有利于主管部门参考借鉴，也利于国内药企了解国际制药业规则，从而为中国药企走出去打下基础。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医药产业建立在低端仿制的基础上，药监局的工作多以低端审批仿制药为主，缺乏新药研发与审批经验。他们的步伐显然跟不上创业者的节奏。“国家现在搞创新，管理系统、审评水平都要跟国际接轨，不然创业者在前沿做创新，却因为评审原因最后都死掉了，谁还敢创新？”张丹说。
　　2012年5月27日，苏州，千人计划联谊会。丁列明见到张丹，张的另一个身份是千人计划联谊会秘书长。“我们可以联合做些建言献策的事情，”丁说，“增加我们的分量。”在这次会议上，丁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现在，丁是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组的专家，可以参与决策。
　　一个好的消息是，之前业界反映最多的新药审评时间过长问题可能最先得到解决。在美国，一个新药的临床审批通常不超过一个月，如果一个月还未得到FDA答复，那就意味着可以继续往前推进。而在中国，现在仍需要1年半的时间。
　　最后，尽管百华协会的成员半数已回到中国，但由于民间协会的注册受到严格的管制，他们所属的，依然是一个美国的民间协会。
　　印度仿制药为什么厉害
　　印度在仿制药方面走出国门很厉害，有几十亿、几百亿美元市值的成功公司。不是因为印度的制造能力比我们强多少，或者人的素质比我们强多少，而是因为有几个方面起步比较早、学得比较快。第一，和美国FDA打交道的能力，你得理解别人报批的程序和法律法规。第二，营销的渠道能够进入，要么自己去卖，要么跟对方的营销公司发生合作关系。第三，能够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和形象。
　　中国能否成新药研发基地
　　中国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新药研发基地？完全取决于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得不到保护就很难有发展机会，没有发展机会别人到这儿来干嘛？所以说，如果国家真正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完全可以成为全世界的新药研发基地，到那会儿你还担心中国能不能开发新药吗？
　　很多很多钱，但是好项目少
　　美国（生物医药）创业压力挺大，融资很难。但在中国有两个好处：一是中央政府和生物高科技园区放了很多很多钱，判断力是他们最缺的，但是钱很多，这对初创公司支持很大。很多美国VC也跑到中国来了。所以，中国的生物医药上面钱多，项目也很多，但是好项目少。再有，政府给你做个前期投资，把风险高的那部分先做了。现在国内的创业环境挺好，希望这个环境能保持下去，时间长一点。
　　两张皮
　　中国生物医药这一行，有个说法叫体制内与体制外，几乎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有些人回来，在中科院、在北大、在清华、在卫生部系统，是体制内。百华协会大多数人是所谓体制外，在外企，在风投投的创业公司，可能在张江，在北京亦庄、中关村，或者深圳。
　　体制内基本上是国家不同部委的钱。你照着这个套路发展你的公司、发展你的科研。待了一些年，你也会成为那些委员会的评委，所以对其他人逐渐重要起来，你的项目也会得到其他评委的重视。
　　如果在体制外，大型外企，你主要考虑的问题还是在你公司内部、美国总部或者欧洲总部，创业公司考虑的有投资人，海外风投、基金，或者国内基金。我的客户是谁？我的合作方是谁？我会非常关注这些事情，因为这是我的衣食父母。
　　体制内的人跟体制外的人应该彼此能够帮到什么事情，目前两者之间的合作不是很多。这两张皮怎么能结合在一起？结合好的话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上升曲线的坡度能陡很多、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