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8年建立以来，多边贸易体系就一直是非歧视、包容、透明且可预测的世界贸易的基础。这一体系为众多国家的持续发展、为数十亿人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提供了持续助力。 
　　近年来，对比2008年以来发生的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危机，又一次为这一体系的价值所在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例证。 
　　上世纪30年代，各国政府设置了各种贸易壁垒以应对危机，比如《斯姆特-霍利关税法》。1929年-1933年期间的报复性贸易限制措施令世界贸易量下降了三分之二。但是这个错误并未重演。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贸易量确实出现了下降，但与30年代贸易量跌幅相比仅仅是一小部分，而且还迅速出现了反弹。 
　　这次危机引发的反应是克制而谨慎的，并没有引发贸易恐慌。为什么这次的反应如此不同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日内瓦费尽周折建立起来的多边体系已经覆盖了世界经济的97%，各国政府知道它们需要遵守共同的规则和义务，它们有信心抵挡保护主义的压力。因此我们避免了金融危机演变为一场经济灾难。 
　　现在全球经济开始复苏，我相信在多边体系内的贸易对增长和发展比以往都更重要。贸易能创造高质量的工作机会，新的市场和新的准入机会，为内需很小或有限的国家带来商业机会，降低生活的成本，带来新产品并改善生活。 
　　中国的成功已经表明了国际贸易的好处。自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其贸易量和经济总量均迅速增长，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出口国和第二大经济体。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数亿人由此脱离贫困，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发展故事之一。对这一过程起到积极作用的除了贸易本身，还有中国为加入WTO所进行的改革，加入WTO显然为这个国家的开放和渐进性改革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整个亚洲也都因这一体系受惠。多边贸易体系赋予外国投资者信心，他们认为WTO成员的身份是经济稳定、经商环境友好的象征。这一体系也给了出口商一种保障——他们的货物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会得到公平待遇。各国从事经济活动的公司都将WTO成员身份视同于一种可预测、稳定的经商环境。这种保障刺激了在亚洲的投资，并帮助它成为全球供应链上的核心角色。地区的经济成功为更多国家加入生产链的不同阶段又提供了机会。亚洲非凡的经济成功表明了开放的贸易如何令国家及其人民从中获益。 
　　这是能够证明贸易、贸易体系和WTO价值的强有力例证。我们完全有理由感到乐观，但要确保这一体系的未来，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

　　去年12月在印尼巴厘岛达成的全球性贸易协定赋予了WTO新生命。在长期停滞不前之后，WTO成员方达成了十份多边协议文件，即“巴厘一揽子协议”。 
　　这是历史性的成就，因为它将为我们的成员带来实际的商业利益。经济学家们估计，这一贸易协定将产生高达1万亿美元的全球产值增长以及21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1800万将产生于发展中国家。它也重启了WTO的谈判功能，向世界宣告我们已经重装上阵，准备为重塑21世纪现代化的贸易准则发挥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巴厘一揽子协议”显示了过去围绕南北对话的贸易谈判已经过时了。巴厘会议改变了游戏规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为协议的达成做出了艰苦努力，并收获了有意义的成果。 
　　“巴厘一揽子协议”的达成只是第一步。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WTO如何借此势头重新在全球经济合作和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要解决两项非常重要和紧迫的任务。首先，我们要将在巴厘达成的决议和协议付诸实施，并让其发挥应有的经济作用。其次，《巴厘部长宣言》要求我们在2014年底前拟定一项解决多哈发展议程剩余问题的工作计划。如果我们能顺利完成这项工作并完成多哈回合谈判，将产生巨大经济收益，并且将十几年来第一次实现全球贸易的自由化。 
　　要展开这项工作，我们要重新思考我们的工作方式。 
　　部长们说，我们必须把更多精力放在工作计划的规划上。我认为，我们在过去犯的一个关键性错误就是，在谈判之前没有做好充分规划，而是边谈判边规划，即在谈判的同时去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这种做法没能行得通。在过去多年的多哈回合谈判中，有许多领域本来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谈判，并收获积极而重要的成果。但最终事与愿违，因为我们采用了与之相悖的工作方法。现在我们比以往更有条件做好规划。我们对政治敏感点和它们的边界了解得更清楚。 
　　在准备完成多哈回合谈判之前，我们要明确我们要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并确定最简单直接的实现路径。我认为，我们不应当盯着抽象的目标，而应当看看我们能做到什么，确立可实现的目标。WTO成员国必须明白，我们拿到谈判桌上的就是通往完成多哈回合的桥梁的基石。 
　　这必然意味着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我们必须避免过去的错误，吸取巴厘的经验。 
　　我已经设定了规范讨论的几项要点，包括：保证焦点放在发展问题上；确保过程包容且透明；富有创造力并对新观念持开放态度；怀有紧迫感；最重要的，从实际出发，把重点放在能达成、可行的事情上。 
　　我知道，当我说我们要聚焦可能的事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事，一些人会自然地认为我们的决心打了折扣，回避了那些困难的领域。并非如此。我们必须首先解决那些真正棘手的问题。一些问题已经被搁置了近六年，是时候重回谈判桌了——譬如任何多边协议都需要在农业方面达成共识。如果农业问题重回谈判视野，那么“三脚架”的另外“两只脚”也会迈进来——工业产品和服务。我相信我们能解决这些问题，并取得有意义的成果。 
　　如果我们能找到针对农业、工业产品和服务的解决方案，那么就会有完成这一回合谈判的动力和政治意愿，因为一旦这三大难题解决，其他问题也会顺理成章迎刃而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三大问题，其他方面即便取得进展也是有限的。所以这并不是决心打折扣，而且另辟蹊径以达成心愿。我认为，我们要做的是全面修正我们的思考方式，必须在可能的事情上更加敢想敢为，在争议过大的领域，承认并尊重种种限制。 
　　对话已经开始——WTO的成员们已经重新参与到这些问题中。

地区和全球协定并行不悖

　　若没有诸边和地区性协定，关于全球贸易体系未来的讨论也是不完整的。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地区性的、诸边的和全球的协定，虽然属于不同的层面，但它们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共生的——它们必须共同存在。 
　　再回头看看过去，值得记住的是，多边体系恰恰是从这些不同层面的协定中衍生出来的，并且一直允许其他层面协定的产生。不管是之前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还是现在的WTO，都有特别的规定为这些地区性协定提供生存空间。 
　　目前在诸边和地区性协定方面所做的工作都是积极的， 我也欢迎这些努力。这些协定所发挥的作用是明确的——它们在帮助全球贸易规则和贸易自由的建立，这些协定取得的进展和所试验的新想法能给WTO的工作带来启发。它们的作用不仅如此，它们还会让人们意识到，有些问题只有在多边体系内才能得到恰当和有效的解决。 
　　例如，贸易便利化议题在WTO框架下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因为简化手续或优化通关程序如果只在两国之间进行，是缺乏效率的；而在WTO框架下，一个国家完成，就等于所有成员都完成了。 
　　这不是唯一一个天然地应该在多边层面进行谈判的问题。金融和电信领域开放的规定也不是针对一个贸易伙伴的，最好是在WTO框架下展开全球范围的服务业谈判。农业和渔业补贴问题，或者对反倾销和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的约束，这些都无法通过双边协议解决。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没有哪个全球贸易面临的真正重大挑战是能够在全球体系之外解决的。全球问题就需要全球解决方案。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其他层面贸易协定的存在，多边体系深厚的历史根基，“巴厘一揽子协议”的达成，多哈回合谈判未来的议程以及WTO现在的势头——我认为我们要构建的未来已经存在坚实的基础，但也有巨大的努力空间。 
　　这就是为什么我将2014年视作WTO决定性的一年。在这一年， 我们必须将首次取得的谈判成果付诸实施，必须推动多哈回合谈判重新回到轨道并最终完成。对打造未来的全球贸易体系而言，这是几十年一遇的良机，但要抓住这次机会并使其所能带来的好处落到实处，我们必须加倍努力。